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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黃玉順】感情儒學:中國哲學現代轉化的一個范例——蒙培元哲查包養app學思惟研討

感情儒學:中國哲學現代轉化的一個范例 ——蒙培元哲學思惟研討

作者:黃玉順

來源: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,原刊《光亮日報》理論版2023年9月11日“哲學”專刊

         

 

伴隨著中國社會本身的現代性轉化,包含儒家哲學在內的中國哲學也在發生分歧水平的現代性轉化:這個歷史進程的開端可以追溯到近代,甚至追溯到明清之際,甚至有學者追溯到“西學東漸”之前的“唐宋變革”時期;比來兩個發展階段,即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哲學和21世紀的當代新儒家哲學。此中,從馮友蘭的“新理學”到蒙培元的“感情儒學”及其后學是主要的一系,有學者稱之為現代中國哲學的“道理學派”[1]。

 

蒙培元在其數十年的研討任務中(從1980年的論文《論王夫之的真諦觀》[2],到2017年的訪談《感情與不受拘束》[3]),不僅以其扎實的學術功力從頭梳理了儒家哲學史、中國哲學史,並且以其深入的思惟洞見構成了本身獨立的哲學思惟體系“感情哲學”(學界稱為“感情儒學”),包含此中涵攝的次級理論“心靈哲學”和“生態儒學”[4]。

儒家感情哲學傳統的“接著講”

 

眾所周知,馮友蘭有“照著講”和“接著講”的有包養行情名說法:前者指哲學史的客觀研討,如馮友蘭的“中國哲學史”系列研討;后者則指哲學思惟體系的理論原創,如馮友蘭的“新理學”建構。

 

蒙培元作為馮友蘭的明日傳,遵守了這個師承的傳統:其“照著講”是從宋明理學研討進手,代表作《理學的演變》(1984年)《理學范疇系統》(1989年)《朱熹哲學十論》(2010年),擴展到整個中國哲學研討,代表作《中國心性論包養網》(1990年);其“接著講”是構成本身的哲學思惟,代表作《中國哲學主體思維》(1993年)《心靈超出與境界》(1998年)《感情與感性》(2002年)《人與天然——中國哲學生態觀》(2004年)。

 

應留意的是:蒙培元的“接著講”盡管廣泛觸及諸多領域的哲學思惟建構,卻有一個思惟焦點一以貫之,那就是“情”的彰顯,即賡續并發展了儒家的感情哲學傳統。

 

蒙培元當然起首是“接著講”馮友蘭的“新理學”。學界長期存在一個誤解,以為馮友蘭只重“理”不重“情”。其實否則,馮友蘭是重視感情的。[5] 蒙培元曾指出,“馮友蘭雖然是感性主包養網義者,卻又是重視感情的”[6];“決不克不及將其歸結為感性主義認識論。這此中,有‘存在’層面的問題,有本體論的問題。就認識而言,還有直覺感觸感染和感情親身經歷的問題,不單是概念剖析”;“馮師長教師對‘心靈’有一個見解,認為:‘我們人的心,無情感及明智兩方面。’馮師長教師是感性主義者,他認為,精力境界重要是認識而認識以明智認識為主,但又不僅僅是認識,還要無情感親身經歷。中國哲學‘折衷于此二者之間,兼顧明智與感情’”;“境界作為人心靈的存在狀態,既包含明智的‘懂得’,又包含感情的‘態度’”。[7] 已有學者指出,在馮友蘭那里,“假如說清楚‘真際’需求的是感性的、邏輯的方式,即‘正的方式’,那么,貫通‘真際’與‘實際’、達致人生境界的‘六合境界’,需求的則是將‘正的方式’與‘負的方式’(即親身經歷的、感情的方式)結合起來”;“‘負的方式’既是感情的方式,也是消解主體性的方式。消解失落主體性,獲得‘內外合一’‘天人合一’的境界,馮友蘭采用的恰是感情的進路”。[8]

 

進一個步驟說,蒙培元亦如其師馮友蘭,也是起首“接著講”宋明理學。恰是在對宋明理學的獨包養特懂得和深度詮釋中,蒙培元提煉和發揮出了本身的感情哲學。在1987年的論文《論理學范疇“樂”及其發展》中,蒙培元初次提出了“感情哲學”的概念,即“樂作為理學家所尋求的最高境界,和誠、仁一樣,都是以感情為基礎,是一種感情哲學”;同年發表的論文《論理學范疇系統》,明確提出了“儒家哲學就是感情哲學”。

 

不僅這般,蒙培元的“接著講”其實是上接孔孟儒學。這里觸及儒學感情哲學傳統的歷時演變,可分三年夜歷史形態:先秦的儒家感情哲學,以孔孟哲學的感情根源觀念為代表;帝制時代“性本情末”“性體情用”的感情貶抑,以宋明理學為代表;明清之際以來的儒家感情哲學復興。[9] 由此可見,蒙培元的感情儒學乃是一種“否認之否認”。所以,蒙培元指出:“回到孔子,而不是承接宋儒,我認為是至關主要的。”[10] 關于孔孟思惟的感情哲學性質,蒙培元指出:“孔子的仁學實際上是感情哲學,孔子的知識學實際上是知情合一之學,知者知其仁,仁者踐其仁”[11];“儒家的感情哲學假如能夠用一個字來歸納綜合,那就是‘仁’,儒學就是仁學”,“奠基這一基礎的是儒學創始人孔子”;孟子“這種‘知愛其親’、‘知敬其兄’之‘知’,應該說就是‘知己’,但真正說來依然是一種感情的反應,或許說是一種感情意識”。[12]

 

獨創的“感情儒學”哲學建構

 

蒙培元指出:“感情是主要的,可是將感情作為真正的哲學問題來對待,作為人的存在問題來對待……成為解決人與世界關系問題的重要話題,則是儒家哲學所特有的。這里所說的‘哲學問題’,不是指哲學中的某一個問題,或哲學中的一個分支(好包養平台推薦比美學或倫理學),而是指哲學的焦點問題或整個哲學的問題。”[13] 為此,他發表了一系列論著,特別是論文《李退溪的感情哲學》(1988年)、《論中國傳統的感情哲學》(1994年)、《中國的感情哲學及其現代意義》(1995年)、《中國哲學中的感情問題》(2000年)、《漫談感情哲學》(2001年)、《感情與感性》(2001年)、《中國感情哲學的現代發展》(2002年)、《人是感情的存在——儒家哲學再闡釋》(2003年)、《感性與感情——重讀〈貞元六書〉〈南渡集〉》(2007年)、《中國哲學中的感情感性》(2008年)、《感情與不受拘束——蒙培元師長教師訪談錄》(2017年);出書了專著《感情與感性》(2002年)。

 

(一)感情的存在論意義

 

盡管蒙培元說“所謂感情哲學,是說它一向很重視人的感情親身經歷”[14],但實際上他是將感情作為“存在”(Being)問題來對待的,這不僅限于“人的存在”或“心靈的存在”,並且指宇宙萬物的存在;是以,他的感情論本質上是一種“感情存在論”。

 

1.感情與人的存在。這方面的代表作,即有名的論文《人是感情的存在》。[15] 蒙培元指出:“儒家哲學是一種感情哲學,感情(特別是品德感情)被看作是人的最基礎的存在方法”[16];必須“把感情放在人的存在問題的主要位置甚至中間位置,舍此不克不及討論人的問題。換句話說,對于人的存在而言,感情具有基礎的性質,感情就是人的最基礎的存在方法。恰是在這個意義上,我們稱儒家哲學為感情哲學或感情型哲學”[17]。

 

是以,蒙培元指出:“我們發現,感情是所有的儒學理論的基礎構成部門,甚至是儒學理論的出發點。通過對感情與意志、欲看、知識,特別是感情與感性的關系問題的探討,我們發現,所謂意志、欲看、知識等,都與感情有關,並且在很年夜水平上是由感情需求、感情內容決定的。包養網這也就是說,儒家將感情與意志結合起來,結果發展出‘情義’哲學;儒家又將感情與認識結合起來,以感情為其認識的動力與內容,結果發展出‘包養網排名情知’之學。”[18]

 

正因為這般,在蒙培元看來,不僅品德與宗教的善、藝術的美包養網價格,並且科學的真,本質上都是感情問題。他通過對康德感情觀念的批評而指出:“假如說中國傳統哲學只是主張理性感情,僅在經驗心思學的層面,那當然是錯的。正好相反,中國傳統哲學所倡導的,是美學的、倫理的、宗教的高級感情。”[19] 這是因為:“認識、意志同感情都有聯系,德性之知和品德意志歸根究竟是由感情決定的,恰是在這個意義上,我們將儒家哲學稱之為感情哲學。”[20] 并指出:“感情哲學說究竟是價值哲學,感情需求是價值之源,感情態度是價值選擇的主要標準,感情評價是價值評價的主要依據。任何價值哲學都離不開主體的感情原因,包含真諦價值與科學價值。”[21]

 

但蒙培元并不否認理性感情、心思感情、天然感情,而是極為重視生涯經驗中的這種“真情實感”。他說:“孔子作為儒家創始人,特別重視人的‘真情實感’,認為這是人的最本真的存在。所謂‘真情’,就是發自內心的最原始最真實的天然感情;包養平台推薦所謂‘實感”’,就是來自性命存在自己的真實而無任何虛幻的自我感知和感觸感染。……‘真情實感’是人所本有的,也是人所特有的,是最原始的,又是最有價值意義的,人的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即由此而來”[22];“孔子的‘仁學’是樹立在倫理之上的,而倫理是樹立在個人的‘真情實感’之上的。對此,孟子進行了充足發揮,論證了心思感情若何是‘仁’的基礎”;“只需出于‘真情實感’,就是有興趣義有價值的,也是最真實的”,“這是一切品德的基礎”。[23]

 

為此,分歧于牟宗三的“心可高低其說”之論,蒙培元提出“情可高低其說”的命題。他說:“情可以高低其說,既有感性化的品德感情,又有理性化的個人私交。”[24] 往下說,感情是生涯的“真情實感”;往上說,感情是具無形上學本體論意義的“超出感情”。這種“高低其說”,蒙培元以儒學的三個關鍵詞來歸納綜合感情的三個層次:“誠”是“真情實感”;“仁”是“品德感情”、“感性感情”;“樂”是“超出感情”。

 

2.感情與存在論的觀念。實際上,蒙培元所講的“感情”遠不僅僅是形下學的范疇,也是形上學、存在論層級的問題;并且,這種存在論不只是傳統的“本體論”(ontology),還蘊含著當代“存在論”(Being Theory)的意味。為此,他對“存在論”與“本體論”是有所區分的,例如他說,“人的主體意識和觀念,便具有本體論與存在論的意義”[25];專著《感情與感性》“最年夜特點是,不是從所謂本體論、認識論的立場研討儒家哲學,而是從‘存在論’的觀點研討儒家哲學”[26]。

 

這就是說,蒙培元所說的“感情的存在”,不僅指人的存在,並且指宇宙的存在、六合萬物的存在。他說:“人與萬物是一個和諧的性命整體或配合體,人與萬物不分貴賤,‘渾然一體’,這是存在論的‘一體’。”[27] 這種“存在”乃是人與天然的“共在”。是以,他在評論海德格爾和老子的存在論時指出“人與‘天然’的關系是內在的,不是內在的”[28];并指出朱子學說“從最基礎上說是存在論的,就因為其學說的基點是天人合一論的,人與天然是一體的”[29]。

 

是以,蒙培元指出:“從存在論上說,儒家無不承認人的性命(包含心性)皆來源于天,這是一個基礎的條件”[30];《周易》“六合之年夜德曰生”的“‘生’恰是六合天然界的最基礎的價值之地點,不只是具有價值論的意義,並且具有存在論的意義”[31];宋儒的“‘六合生物之心’是對‘心理’的目標性的一種表述,基礎上是存在論的說法”[32]。

 

由此,蒙培元所詮釋的儒家“性格”論或“情性”論,歸根究竟乃是“感情存在論”。他指出:“真正說來,性只能從情上見,從‘動’與‘發’上見,這才是存在論的。……就性之作為性而言,只能在人的性命出現之后,並且只能從人的性命活動,特別是感情活動而獲得說明。包養網排名總之,性不成‘言’,亦不成‘見’,若要言性見性,只能從性之‘發’與性之‘用’上見,也就是只能從情上見,因為性是通過情而實現的,由情而證明其存在的。”[33] 總之,“儒家的‘道理’之學是一個年夜題目,能代表儒學的基礎精力。它實質上是一種價值感性學說,既有存在論的基礎(感情就是人的最基礎的存在方法),又有深摯的人文精力”[34]。

 

(二)感情與感性的關系問題

 

這里關鍵的理論問題是感情與感性的關系問題。蒙培元指出:“簡單地說,東方是道理二分的,中國是道理合一的;東方是重理的,中國是重情的。”[35]

 

為此,蒙培元特著《感情與感性》。這里尤需留意“道理合一”的“道理”的概念:“儒學的感性是‘道理’即感情感性,而不是與感情相對立的認知感性,或別的什么感性”;“所謂感性不是東方式的明智才能,而是指人之所以為人的性理,這性理又是以感情為內容的,是以,它是一種‘具體感性’而非‘情勢感性’‘抽象感性’,是‘道理’而不是純粹的明智、智性”。這是因為:“感情中便有‘事理’,這‘事理’就是‘性理’,也是道理”;“感情自己就能夠是感性的,在情之天然之中便有必定之理。這就是所謂‘道理’”。例如,“仁就是‘道理’,是無情感內容的性理。這就是‘具體感性’”;“仁作為最高德性本質上是感情感性即道理”。是以,蒙培元指出:“宋明理學是講‘性理’的,‘性理’雖然與感情有親密聯系,但不如‘道理’來得更直接;‘道理’雖然是感性的,但它是直接由感情而來的。”總之,“這種道理合一之說,就是知情合一之說,也就是知識與價值的合一之說”。[36]

 

這里特別要留意區分蒙培元提出的“感情感性”和“感性感情”這兩個概念:“感情感性”是強調感性并不是與感情相對立的,而是感情自己的感性——道理,這是繼承和發展了戴震對“理”詮釋;而“感性感情”則是指的感情自己的三個層次之中的中間一個層次,重要是指品德感情,即“品德感情而具有感性特征,是道理合一的”,“品德感情的感性化即所謂‘道理’”。[37]

感情儒學的“心靈哲學”之維

 

事實上,“感情儒學”或“感情哲學”只是蒙培元哲學思惟的總稱;在這個總體思惟的貫通與覆蓋下,還有一系列次級的哲學理論建構,此中最凸起的是“心靈哲學”和“生態儒學”。

 

假如僅就“人的存在”而論,“感情的存在”當然是“心靈的存在”。早在1993年,蒙培元就提出了“心靈哲學”概念[38];1994年,則進一個步驟提出了“中國心靈哲學”概念[39]。此后的一些列論文都緊密圍繞這個問題,而最面系統的論述就是1998年出書的專著《心靈超出與境界》,指出:“中國哲學是一種心靈哲學”;“關于仁的學說,歸根究竟是一個心靈哲學的問題”;“孔子的‘仁學’際上是一種心靈哲學,孟子的心性說則完整是樹立在心靈之上的”。[40]

 

蒙培元的“心靈哲學”其實是對傳統“心性論”的超出與轉化[41];它是在與東方的心靈哲學的比較中闡發出來的。蒙培元認為,“東方也有心靈哲學與人道哲學,但不是傾向于物理主義,就是傾向于心思主義”,而“中國的心靈哲學把感情、意志、品德、審美作為本身的重要課題進行討論,說明它捉住了心靈的本質,是真正的人學哲學”[42];“東方哲學重視智能、知性,因此倡導‘感性’。中國哲學重視感情、情性,因此倡導‘性理’。‘感性’和‘性理’是分歧的,它們代表兩種分歧類型的心靈哲學”[43]。

 

(一)“心靈境界”論

 

蒙培元提出了本身的分歧于馮友蘭的境界論,即“心靈境界”論。他指出:“人有向善的目標,這是內在的自我需求,被說成是一種本體存在,這是‘繼善成性’之事。從心靈哲學上說,則是一個境界的問題”[44];“從超出的層面說,中國的心靈哲學是一種形上學,但它不是關于‘實體’的形上學,而是‘境界’的形上學”;是以,“進步心靈境界,這恰是中國心靈哲學的優勢地點。中國哲學對人類的貢獻,能夠就在這里”。[45]

 

(二)“感情超出”論

 

從感情儒學的觀點看,境界的超出、心靈的超出,本質上是感情的超出。蒙培元提出:“中國的心靈哲學是一種自我超出的哲學”;“這決不像康德所說,是‘純粹感性’的,更不是‘神學的心靈學’(康德語),或‘超絕的心靈學’(牟宗三語)……它既有經驗心思的內容,又有超出的形上尋求,甚至有宗教性訴求,這是中國心靈哲學最主要的特點”;“從主導方面看,東方哲學側重于心靈的智能方面,中國哲學則更關心境感、意志方面。這是兩種分歧的‘走向’。前者把人當作是‘感性的動物’,心靈的最基礎特征在于明智才能,而其效能則在于認識世界。中國哲學則把人當作是‘感情的動物’、‘行為的動物’,其目標則是使人成為‘圣人’”;“包養網它要把人的感情升華為廣泛的、超出的精力境界”。[46]

 

(三)“心靈開放”論

 

蒙培元“心靈哲學”的主旨,是堅持一顆“開放的心靈”。他認為:“不受拘束的心靈是開放的,不是封閉的。”[47] 為此,他特撰專文《心靈的開放與開放的心靈》,并在專著《心靈超出與境界》中辟有專節“心靈的開放”。他指出,中國哲學的現代轉化“不克不及是‘返本開新’或‘知己坎陷’,而應是心靈的束縛或開放。……本日要弘揚傳統哲學,除了同情和敬意之外,還要有感性的批評精力,實行真正的心靈‘轉向’,使心靈變成一個開放系統”[48]。

 

這是因為,“作為現代人的保存空間(或生涯空間),決不是封閉的,只能是開放的。只要開放,才幹發展,無論就社會而言,還是就文明而言,都是這般”[49];“只要安身于當代,從歷史意識、主體意識、開放意識和批評意識出發,積極對待傳統、懂得傳統,才幹實現平易近族精力與時代精力的融會,也才幹使平易近族精力之花結出現代化的豐碩之果”[50]。

 

是以,“活著界‘一體化’的進程中,儒學研討只能在開放的意識下進行”[51];“必須在文明開放的條件下才幹實現儒家思惟的現代化”[52];“我們只能站在時代的高包養度,以開放的氣度,對傳統哲學包含儒學不斷進行懂得、解釋、選擇與批評,它的時代意義才幹顯示出來”[53];“在對話的過程中將這些體系變成完整開放的體系,并且從實踐的層面往看,就會面對人類的配合問題,找到配合的解決方法”[54];“假如進行消解之后從頭加以整合,以開放的氣度接收東方智性文明以及公道的理性主義,那么,中國的德性文明不僅是一種價值資源,並且能變成現代文明的主要組成部門”[55]。

 

在蒙培元看來,“心靈的開放”本來就是中國哲學的一個傳統:“在歷史的闡釋中,中國哲學不僅有豐富的多層面的內涵,並且永遠是一個開放的系統”[56];“在歷史的發展中,儒學本身具有開放性,能夠出現多樣化的選擇”[57]。他之所以主張“回到孔子,而不是承接宋儒”,是因為后者“喪掉了孔子處的經驗性、開放性”[58];孟子“具有開放型人格”[59];莊子“這樣的心靈是一個完整開放的心靈,光亮的心靈,就是不受拘束境界”[60];程顥“不是主張排擠感情、禁絕感情,而是主張開放感情、熏陶感情,使之‘適道’、‘公道’,實現情性合一、道理合一的境界”[61];葉適具有“一種開放的同時又是以儒為本位的德性觀”[62];“王夫之對近代科學方式……以積極開放的心態,敢于接收進來,用以改革和發展傳統的認識方式”[63];馮友蘭“打破了文明守舊主義,以開放的氣度面對時代課題,通過中西哲學相互解釋、包養網相互溝通,樹立新的中國哲學”[64];熊十力“中國哲學本位包養網論的立場,并不是抱殘守缺、缺少開放意識,而是體認到中國哲學在人生價值和天人關系問題上,對現代人類具有不成估計的包養意義”[65];“牟宗三之后的新儒家們,已經開始發生分化,並且以更開放的氣度對待中西哲學與文明的問題”[66];等等。

 

這種“開放”的心靈哲學,終究歸屬感情儒學:“儒學又是一個開放的系統,具有很年夜的彈性和包涵性。正因為這般,它并不完整排擠一切競爭,它可以並且能夠融進新的時代,在新的競爭中構成新的和諧,從而滿足人們的感情需求”[67];“假如能改變整體論的絕對主義和內向性的封閉主義,使心靈變得加倍開放,那么,它的效能性特征和感情意向性特征,將會對現代哲學作出貢獻”[68]。

感情儒學的“生態儒學”之維

 

假如說“心靈哲學”側重于“人的存在”,那么,“生態儒學”就側重于“人與天然的共在”,更充足地體現了感情儒學的存在論意義。蒙培元提出:“人與天然和諧相處的最高境界,這里包括著深層次的生態哲學問題。天然界創造了人,人被創造之后便自立于六合之間而能夠‘自我作主’。但這所謂‘自我作主’,不是為了主宰天然界以顯示人的優越,而是為了完成天然界賦予我們的任務,以‘心理’之仁關愛人類和萬物,關愛一切性命,實現人與天然界的性命和諧”[69];“這是人與天然和諧統一的幻想境界,是生態哲學的最高成績”[70]。

 

蒙培元的生態哲學摸索,始于1998年的論文《人對天然界有沒有義務——從儒家人學與可持續發展談起》[71],完包養網成于2004年的專著《人與天然——中國哲學生態觀》,此后繼續拓展和深化。2012年的論文《儒學現代發展的幾個問題》提出了“生態儒學”的概念:“隨著研討的深刻,出現了生態儒學,這是儒學研討和發展的新衝破,具有主要意義。”[72]

 

這種生態儒學乃是中國生態哲學思惟傳統的創造性轉化、創新性發展。蒙培元說:“我們發現,中國哲學是深層次的生態哲學。”[73] 他認為,“孔子是儒家生態哲學的開創者。孔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出‘生態哲學’這個概念,好像他并沒有提出‘哲學’這一概念一樣;可是,在他的思惟言論中包括著豐富的生態意識,并影響到后來儒學的發展。儒家的‘天人合一’之學是從孔子開始的,孔子的‘天人合一’之學與生態哲學有極年夜關系”[74];同時,老子“以‘回歸天然’為其哲學的最基礎主旨,為中國現代的生態哲學作出了嚴重貢獻”;“莊子是中國哲學史上最早提出‘人與天一’命題的有名哲學家,為中國的‘天人合一說’作出了嚴重貢獻。此中,包括著極其豐富而又深入的生態哲學的內容”,“莊子不愧長短人類中間論的生態哲學的年夜師”; “‘萬物一體說’是儒家仁學與道家莊子‘六合與我并生,萬物與我為一’學說結合的產物,是新儒家生態哲學的最高成績”[75];“從必定意義上說,儒家仁學是積極的生態哲學,佛、道是消極的生態哲學”[76]。

 

(一)生態存在論

 

蒙培元的生態儒學并不僅僅是一個形下學層級的理論,而是具有存在論意義的理論:“這樣的生態哲學不只是堅持或改良‘生態環境’的問題,而是人類保存方法的問題和性命價值的問題”[77];“這樣的一種‘生態哲學’,或許稱為‘保存的生態學’,不只是堅持或許包養改良一下生態環境罷了,不僅僅是一個手腕的問題,而是人類保存方法的問題和性命價值的問題”[78]。

 

這是因為:“儒學不是唯感性主義的,也不長短感性主義的。既不是‘本質先于存在’,也不是‘存在先于本質’,而是‘本質即存在’,即性命存在與感性的統一。這就是儒家的性命哲學,也是一種生態哲學。人對天然界的山川、草木、飛禽、走獸有一種出自性命的關懷,而不是為了滿足欲看而往把持、統治、占有、主宰,這樣才幹獲得人生的樂趣。”[79] 例如,“宋明儒家通過對仁的詮釋,已經提出萬物同等的觀念”;“這是一種極富生態意義的性命哲學。仁的內容、意義和范圍的不斷延長,遠遠超越了人類中間論,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哲學、生態文明。這是仁學詮釋中最值得重視的現象”。[80]

 

 唯其具有存在論層級的廣泛意義,這種生態哲學才幹涵蓋“生態倫理”和“生態美學”:“儒學是一種人文主義的生態哲學,即在人文關懷中實現人與本身、人與人、人與社會、人與天然的整體和諧,此中包括生態倫理與生態美學的豐富內容。所謂‘生態倫理’,就是承認人包養行情與天然之間有一種性命聯系,人對天然界的萬物有一種品德責任和義務,要尊敬一切性命的價值,與之和諧相處。……所謂‘生態美學’,是指人在與天然的和諧中能體會到性命高興與樂趣,享用到天然之美。……由此進進‘天人合一’包養的境界,即由無限而進進無限,就能享用到人生最年夜的快樂。……人的性命意義和價值就在于此。”[81]

 

(二)感情生態論

 

這樣的生態哲學思惟,仍建基于感情儒學:“這種人與萬物一體的境界是儒家生態哲學的最高成績,也是最高幻想,它不是出于單純的功利目標,而是出于人的性命的需求、內在感情的需求,是以,孟子對于動物才幹說出‘見其生,不忍見其逝世;聞其聲,不忍食其肉’的話”[82];“自從孟子提出‘仁平易近愛物’的學說之后,‘愛物’就成為儒家生態哲學的最主要的內容,其實質是在人與天然界的萬物之間樹立起以感情為基礎、以仁為焦點的價值關系。……這種出于性命感情的內在需求而不是功利目標的‘愛物’思惟,是儒家獨有的生態哲學”[83]。

 

這就包養網是說,這種生態哲學的最基礎精力就是“仁愛”的感情:“愛護天然界的性命,這就是一種生態哲學,它不僅看到了人與萬物之間的性命聯系,並且看到了天然界一切性命的價值,它們是值得同情的,值得愛護的,這自己就是人的保存方法、生涯態度。在人的性命感情之中便具有這方面的需求”[84];“最主要的是,仁的德性決不限于人間性,而是擴充、延長到人與天然界的關系之中,因此是一種深層的生態哲學”;“人類同情心是一種偉年夜的感情,將這種感情施之于天然界,作為仁的實現,是中國文明對人類的貢獻。這就意味著,天然界的動、植物具有本身的價值與保存權利,它們的性命與人類的性命是相通的,人類要同等地對待天然界的性命,要尊敬天然界的性命。這不僅是一種法令上的規定(中國現代有這方面的詳細規定),並且是一種品德上的義務”[85]。是以,“人之所以為人之性,就在于‘體萬物’而無所遺,就在于對萬物實行仁愛,即所謂‘仁者人也包養網’。這種宇宙關懷,實際上是生態哲學最偉年夜的精力遺產”[86]。

 

綜上所述,蒙培元認為,“中國哲學最后的實現就在‘生態哲學’的問題上,所以中國哲學對我們現在解決人類保存方法的問題有獨特的貢獻”[87];可是,“中國的生態哲學要進進現代社會,對現代人的保存方法發生感化,就必須實現‘現代的轉換’,這也是毫無疑問的。我們不克包養不及、也不成能回到過往的農業社會,過一種現代田園式的生涯;可是,我們能夠,並且必須處理大好人與天然的關系”[88]。

 

注釋:
 
[1] 崔罡、郭萍主編:《當代中國哲學的道理學派》,山東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版。
 
[2] 蒙培元:《論王夫之的真諦觀》,載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》第二輯,山東國民出書社1980年版。
 
[3] 蒙培元、郭萍:《感情與不受拘束——蒙培元師長教師訪談錄》,《社會科學家》2017年第4期。
 
[4] 蒙培元:《生態儒學:蒙培元“生態哲學”論集》,黃玉順編,四川國民出書社2023年版。
 
[5] 陳來:《無情與無情——馮友蘭論感情》,載氏著《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》,國民出書社2001年版。
 
[6] 蒙培元:《從英語世界前往的“中國哲學”——評趙譯本〈中國哲學簡史〉》,《中華讀書報》2004年4月21日。
 
[7] 蒙培元:《馮友蘭對中國哲學的貢獻——從“求真”與“求好”說起》,《博覽群書》2005年第11期。
 
[8] 胡驕鍵:《儒學現代轉型的道理進路》,《社會科學文摘》2020年第1期。
 
[9] 黃玉順:《儒家的感情觀念》,《江西社會科學》2014年第5期,第5–13頁。
 
[10] 蒙培元、陳明:《當代儒學研討中的諸問題——蒙培元、陳明對話錄》,《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》2009年第1期。
 
[11] 蒙培元:《孔子的知、情合一說》,2000年5月27日在臺灣華梵年夜學第四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的演講;載《蒙培元選集》第九卷,四川國民出書社2021年版。
 
[12] 蒙培元:《感情與感性》,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2002年版,第310、311、53頁。
 
[13] 蒙培元:《漫談感情哲學》,《新視野》2001年第1期、第2期。
 
[14] 蒙培元:《略談儒家關于“樂”的思惟》,載《中國審好心識的探討》,寶文堂書店1989年版。
 
[15] 蒙培元:《人是感情的存在——儒家哲學再闡釋》,《社會科學戰線》2003年第2期。
 
[16] 蒙培元:《感情與感性》,臺灣《哲學與文明》第二十八卷十一期,2001年11月版。
 
[17] 蒙培元:《中國哲學中的感情問題》,2000年5月在臺灣某年夜學發表的演講;載《蒙培元選集》第九卷,四川國民出書社2021年版。
 
[18] 蒙培元:《感情與感性》,自序,第2頁。
 
[19] 蒙培元:《論中國傳統的感情哲學》,《哲學研討》1994年第1期。
 
[20] 蒙培元:《感情與感性》,第310頁。
 
[21] 蒙培元:《論中國傳統的感情哲學》,《哲學研討》1994年第1期。
 
[22] 蒙培元:《中國哲學中的感情問題》,2000年5包養行情月在臺灣某年夜學發表的演講;載《蒙培元選集》第九卷,四川國民出書社2021年版。
 
[23] 蒙培元:《感情與感性》,臺灣《哲學與文明》第二十八卷十一期,2001年11月版。
 
[24] 蒙培元:《中國的德性倫理有沒有廣泛性》,《北京社會科學》1998年第3期。
 
[25] 蒙培元:《主體思維》,《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法》第一章,蒙培元主編,浙江國民出書社1993年版。
 
[26] 蒙培元:《〈感情與感性〉撮要》,見《專著撮要》,2007年;載《蒙培元選集》第十四卷,四川國民出書社2021年版。
 
[27] 蒙培元:《儒學現代發展的幾個問題》,《北京年夜學學報》(哲學社會科學版)2012年第1期。
 
[28] 蒙培元:《簡論老子“道”的境界》,作于1995年8月20日;載《蒙培元選集》第七卷,四川國民出書社2021年版。
 
包養[29] 蒙培元:《“所以然”與“所當然”若何統一——從朱子對存在與價值問題的解包養網心得決看中西哲學之異同》,《泉州師范學院學報》2005年第1期。
 
[30] 蒙培元:《儒學是宗教嗎》,《孔子研討》2002年第2期。
 
[31] 蒙培元:《朱熹哲學生態觀》,《泉州師范學院學報》2003年第3期、第5期。
 
[32] 蒙培元:《“所以然”與“所當然”若何統一——從朱子對存在與價值問題的解決看中西哲學之異同》,《泉州師范學院學報》2005年第1期。
 
[33] 蒙培元:《感情與感性》,第123頁。
 
[34] 蒙培元:《中國哲學中的感情感性》,《哲學動態》2008年第3期。
 
[35] 蒙培元:《中國哲學的特征》,“超星慕課”(www.fanya.chaoxing.com)講座視頻2009年;載《蒙培元選集》第十六卷,四川國民出書社2021年版。
 
[36] 蒙培元包養:《感情與感性》,自序第2頁,第22、130、165、132、398、309頁。
 
[37] 蒙培元:《感情與感性》,第144、77頁。
 
[38] 蒙培元:《心靈與境界——朱熹哲學再探討》,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討生院學報》1993年第1期;《朱熹的心靈境界說》,載《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》,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討所籌備處編,1993年5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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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9] 蒙培元:《中國的心靈哲學與超出問題》,《學術論叢》1994年第1期;《漢末批評思潮與人文主義哲學的重建》,《北京社會科學》1994年第1期。
 
[40] 蒙培元:《心靈超出與境界》,國民出書社1998年版,第3、305、68頁。
 
[41] 專著《中國心性論》出書于1990年。
 
[42] 蒙培元:《中國的心靈哲學與超出問題》,《學術論叢》1994年第1期
 
[43] 蒙培元:《心靈超出與境界》,國民出書社1998年版,第69頁。
 
[44] 蒙培元:《心靈與境界——朱熹哲學再探討》,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討生院學報》1993年第1期。
 
[45] 蒙培元:《心靈超出與境界》,第17、64頁。
 
[46] 蒙培元:《心靈超出與境界》,第66、12、63、72頁。
 
[47] 蒙培元:《不受拘束與天然——莊子的心靈境界說》,載《道家文明研討》第10輯,上海古籍出書社1996年版。
 
[48] 蒙培元:《心靈的開放與開放的心靈》,《哲學研討》1995年第10期。
 
[49] 蒙培元:《中國文明與人文精力》,《孔子研討》1997年第1期。
 
[50] 蒙培元:《怎樣懂得平易近族精力》,《學術月刊》1992年第3期。
 
[51] 蒙培元:《開辟儒學研討的新境界》,《孔子研討》1999年第3期。
 
[52] 蒙培元:《儒家的“人本主義”能不克不及適應現代化——儒家思惟文明與現代化漫談》,《平易近族文明論叢》第10輯,韓國嶺南年夜學平易近族文明研討所,1989年版。
 
[53] 蒙培元、干春松:《心靈與境界——訪蒙培元研討員》,《哲學動態》1995年第3期。
 
[54] 蒙培元:《從仁的四個層面看廣泛倫理的能夠性》,《中國哲學史》2000年第4期。
 
包養[55] 蒙培元:《換一個視角看中國傳統文明》,《亞文》第1輯,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1996年版。
 
[56] 蒙培元:《20世紀中國哲學的回顧與瞻望》,《泉州師范學院學報》2001年第3期。
 
[57] 蒙培元:《葉適的德性之學及其批評精力》,《哲學研討》2001年第4期。
 
[58] 蒙培元、陳明:《當代儒學研討中的諸問題——蒙培元、陳明對話錄》,《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學報》2009年第1期。
 
[59] 蒙培元:《儒家的“人本主義”能不克不及適應現代化——儒家思惟文明與現代化漫談》,載《平易近族文明論叢》第10輯,韓國嶺南年夜學平易近族文明研討所,1989年版。
 
[60] 蒙培元:《不受拘束包養與天然——莊子的心靈境界說》,載《道家文明研討》第10輯,上海古籍出書社1996年版。
 
[61] 蒙培元:《心靈超出與境界》,第281頁。
 
[62] 蒙培元:《葉適的德性之學及其批評精力》,《哲學研討》2001年第4期。
 
[63] 包養蒙培元:《理學范疇系統》,國民出書社1989年版,第366頁。
 
[64] 蒙培元:《心靈超出與境界》,第401頁。
 
[65] 蒙培元:《性命本體與性命關懷——熊十力哲學新解》,載《新哲學》第三輯,年夜象出書社2004年版。
 
[66] 張岱年、蒙培元:《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的發展與遠景》,載《蒙培元選集》第九卷,四川國民出書社2021年版。
 
[67] 蒙培元:《儒家的德性倫理與現代社會》,《齊魯學刊》2001年第4期。
 
[68] 蒙培元:《主體·心靈·境界——我的中包養國哲學研討》,載《本日中國哲學》,廣西國民出書社1996年版。
 
[69] 蒙培元:《從栗谷的仁學看儒學與現代性的問題》,《新視野》2002年第1期。
 
[70] 蒙培元:《中國哲學生態觀論綱》,《中國哲學史》2003年第1期。
 
[71] 蒙培元:《人對天然界有沒有義務——從儒家人學與可持續發展談起》,載《國際儒學研討》第六輯,中國社會科學出書社1999年版。
 
[72] 蒙培元:《儒學現代發展的幾個問題》,《北京年夜學學報》(哲學社會科學版)2012年第1期。
 
[73] 蒙培元:《為什么說中國哲學是深層生態學》,《新視野》2002年第6期。
 
[74] 蒙培包養元:《孔子天人之學的生態意義》,《中國哲學史》2002年第2期。
 
[75] 蒙培元:《人與天然——中國哲學生態觀》,國民出書社2004年版,第191、218、245、336頁。
 
[76] 蒙培元:《性命本體與性命關懷——熊十力哲學新解》,載《新哲學》第三輯,年夜象出書社2004年版。
 
[77] 蒙培元:《為什么說中國哲學是深層生態學》,《新視野》2002年第6期。
 
[78] 蒙培元:《中國哲學的特征》,“超星慕課”講座視頻,2009年;載《蒙培元選集》第十六卷,四川國民出書社2021年版。
 
[79] 蒙培元:《親近天然——人類保存發展之道》,《北京社會科學》2002年第1期。
 
[80] 蒙培元:《中國哲學的詮釋問題——以仁為中間》,《人文雜志》2005年第4期。
 
[81] 蒙培元:《儒家的人文精力及其特點》,作于2003年1月;載《蒙培元選集》第十二卷,四川國民出書社2021年版。
 
[82] 蒙培元:《中國哲學生態觀的兩個問題》,《鄱陽湖學刊》2009年第1期。
 
[83] 蒙培元:《中國哲學的特征》,“超星慕課”講座視頻,2009年;載《蒙培元選集》第十六卷,四川國民出書社2021年版。
 
[84] 蒙培元:《孔子天人之學的生態意義》,《中國哲學史》2002年第2期。
 
[85] 蒙培元:《從中西傳統人權觀念看人與天然的關系》,《人權》2002年第5期。
 
[86] 蒙培元:《〈中庸〉的“參贊化育說”》,《泉州師范學院學報》2002年第5期。
 
[87] 蒙培元:《中國哲學的特征》,“超星慕課”講座視頻,2009年;載《蒙培元選集》第十六卷,四川國民出書社2021年版。
 
[88] 蒙培元:《為什么說中國哲學是深層生態學》,《新視野》2002年第6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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